春山多风，草木初长。

3月29日，由中国文化书院科学人文分院与《湖上》联合主办的“春山采玉”读书会，特邀张远山、沈华、谢榕三位老师，分别以良渚神徽、玉与中国人的精神、汉代圆雕玉神兽的审美意趣为切入点，对玉文化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阐述。

中国人真正爱玉，爱的未必只是玉，而是玉背后那种缓慢、温厚、克制、重情、重记忆的生活方式。它从来不鼓励人急。无论是制玉、藏玉、佩玉，还是鉴玉，都需要时间。古人琢玉，往往“良工虽集，不以为速”，古人藏玉，也重视一代一代的流传。

古人所谓“守先待后”，在玉上也能看得很清楚。

“守先”不是抱残守缺，不是把古人的东西原封不动地供奉起来。“待后”也不是盲目相信一切都会越来越新、越来越好。它更像是一种对于时间的敬畏，知道自己不是从今天才开始活着，也知道自己所做的一切，不会只停留在今天。

著名作家、道家研究学者 张远山

玉器收藏鉴赏、玉文化传播学者 沈华

浙江工业大学教授 谢榕

玉文化最深的一层，其实是一种关于时间的文化。一个家族把玉佩传给孩子，并不是为了证明财富，而是在传递一种对于自身来历的记忆，包含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故事与时间。

张远山谈到，自己最初研究玉器，并不是因为收藏兴趣，而是因为长期研究老子、庄子，逐渐意识到，道家思想不可能凭空出现。它一定有更早的来源，有更古老的经验，有一种尚未被文字完整保存下来的思想背景。

他最早研究庄子，后来追到老子，再往前追到《周易》、马王堆帛书本《老子》，以及《归藏》、《连山》这样更古老的传统。问题也随之出现：如果连今天所见的《老子》，篇章顺序都经历过重组，那么后人所熟悉的“道家”，究竟还保留了多少原来的样子？

比如人们最熟悉的“道可道，非常道”，在帛书本中并不居于卷首；而“上德不德”一章，反而位置更重要。这意味着，后人所理解的老子，其实已经是经过层层筛选、重组与诠释之后的老子。于是，问题只能继续往前推：在老子之前，是不是还存在着一套更古老的思想源头？如果存在，那么它未必首先保存在书里，而更可能保存在器物和图像里。

也正是在这样的追问之下，玉器进入了他的视野。

我们过去习惯说“中国有五千年文明”，更多是以文字与王朝纪年为基础来计算的，而如果把目光转向彩陶、岩画、玉器与天文图像，那么中国文明的起点显然还要更早。他甚至提出，夏以前四千年是“图像史”，夏以后四千年才是“文字史”。

比如四鸟万字符，过去常被看作装饰图案，但在他的理解里，它实际上可能对应四时与北斗方位的循环结构。又如仰韶、龙山彩陶上的大量纹样，也未必只是审美图案，而可能是天文观测与时间经验的图像表达。中国文明最早的重要能力，也许不是写字，而是观天。因为只有先理解四时、理解节气、理解星象与农时，人类社会才有可能形成稳定的生产秩序。而最初记录这一切的，不是书，而是图。

很多古代知识，并不是靠读书传下来的，而是靠看图传下来的。

所谓“图法”，并不是单纯的图画，而是一整套关于国家、礼制、祭祀、宫室、服饰、天文与空间秩序的规定。图像的构图方式、器物的摆放方法、祭坛的方位安排，背后都隐藏着一套固定的世界观。

文字当然会被抄错、删改、误读，但图像的结构、器物的位置、建筑的朝向，却往往更难被随意更动。《山海经》之所以难懂，也许正因为今天只剩下了“经”，却失去了“图”。失去了图，文字也就显得零散而难以理解。

这让我想到王汎森常说的一种读书方法：既要“住相”，也要“不住相”。所谓“不住相”，并不是漫无边际地乱读，而是尽可能让自己不要被某一种固定的材料所限制住。文字当然重要，但如果只相信文字，就会忽略那些在文字之外，却同样塑造了文明的东西。

今天的人很难想象，猪在上古中国曾经具有极高的神圣性。但从兴隆洼、凌家滩到良渚，大量重要遗址中都出现过猪形玉器、猪首神徽与猪的陪葬。原因就在于，北斗斗魁四星形成的轮廓与猪的眼睛和鼻孔极其相似，斗柄三星则像猪身的延伸。于是北斗被具象化为猪，而猪也因此成为北斗神性的象征。张远山把这种纹样称作“北斗猪神”，并认为良渚玉冠、玉钺、玉琮上的大量神徽，其实都与这种星象崇拜有关。

这件事听上去有些离奇，但仔细想想，古人理解世界，本来也不是从抽象概念开始的。他们看天上的星，也看地上的动物；他们把最熟悉的东西，和最神秘的宇宙放在一起。很多神话，说到底，不过是古人用自己最熟悉的语言，对世界做出的解释。

所以，玉器真正重要的地方，是让我们重新进入那个没有文字、却已经有秩序，没有经典、却已经有宇宙观，没有王朝叙事、却已经有文明结构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