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导言

干春松：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北大儒学研究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多年来致力于研究儒家思想、近现代哲学思想以及相关人物，并发表大量与之相关的学术专著与论文。其中，2019年出版的《伦理与秩序：梁漱溟政治思想中的国家与社会》一书，以梁漱溟先生一生的学术思想、生活为脉络，全方位详细阐述了梁漱溟的学术思想、政治思想，社会理想等诸多方面。

今年8月，干教授被聘为中国文化书院导师。在近期书院举办的“汤一介当代学人讲座”第三讲“梁漱溟的思想与精神世界”中，干教授作为讲座评议人，与讲座主讲人景海峰教授共同为听众解读了梁漱溟的思想及精神世界的演化过程以及对于中国社会产生的重要影响。干教授在讲座评议中指出，“梁漱溟先生的精神世界体现出异于与他同时代的大多数学者所不具备的丰富性、复杂性和实践性。这是梁漱溟留给我们时代的财富”。

今日，我院特转发根据专访干教授而整理成文的《“问题中人”梁漱溟和他对中国道路的探索》，以此作为“第三讲”的延续，使大家再次走进梁漱溟的精神世界，去理解梁先生作为“问题中人”，而不是“学术中人”，去了解他一生都在为追寻中国社会发展而不断探索的人文精神。

以下文章来源于山水澄明

今日专访干春松老师，重读“最后的儒家”梁漱溟，尝试进入到他对现代中国道路选择的问题之中：为什么中华民国失败了？在新旧、东西文化交流冲突的时刻，传统中国将向何处去？文化与生活之间是怎样的关系？而他又如何从乡村之中，试图找到安顿现代中国人生活的可能性？（以下文字内容整理自专访视频）

如果反复读梁漱溟先生的书，我们是特别能够体会到他是一个问题中人，不是一个学术中人。因为他每一个思考，都跟后面可能有的制度设计有密切的关系，都跟着一个中国现实中正在发生的问题，他试图解释这些问题。

1. 从康有为到梁漱溟：追寻近代中国的建立与发展

写完康有为的研究以后，我一直对于儒学在近代的转变特别关注。梁漱溟在很多人看来是现代新儒学的特别重要的代表人物，海外有一些学者把他称为最后的儒家。这种标签是梁漱溟特别吸引人的地方。但是我自己对梁漱溟感兴趣是在于他自己说的一句话，他说我不是学问中人，我其实是个问题中人，他说我一生都是在追寻中国建国和中国社会发展的这样一些问题。这跟我自己平时研究读书的想法是特别一致的。

梁漱溟先生

我们在90年代以后，李泽厚先生有一句话叫“学术凸显、问题退隐”，意思就是说在1990年代以后，我们中国的学术界有一个学术风气上的转变。大家都特别关注于那些学术的规范和学术性很强的研究。这当然是很重要的，因为它可以让我们的研究有更为严谨的逻辑，更为扎实的材料。但是这样的倾向也导致一些问题：人们越来越不太关注现实中正在发生的这些事，或者说现实中一般老百姓的困难，或者说国家发展中的一些问题。由此会导致学术的研究跟中国人的生活，跟中国的现代化的实践，距离越来越远。因为这么一个原因，梁漱溟特别打动我，我就愿意去在康有为的研究做完以后继续来做梁漱溟的研究。

还有一个问题是因为他们之间有问题上的连续性。大家都知道康有为在戊戌变法的时候是积极地推进中国社会改革的一个人，大家也知道他在戊戌变法以后由一个改良派变成一个保皇派，大家就不太关心他后期的思想。后面革命派在建立民国的过程中取得了成功，大家都认为建国这个任务已经完成了。但是我们去读梁漱溟的书的时候，会被他的一句话所打动，或者会被他的一句话所刺激。他明确地说，乡村建设运动，其实是一场建国运动。很多人在读梁漱溟的书的时候都没有关注到这么一句话，这也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就是说，到底梁漱溟所要关注的一个建国的运动是一个什么样的运动，为什么在中华民国建立以后他依然认为需要有一次新的建国的运动。

2. 这个世界会好吗？从父亲的死到对中国问题的探索

的确，梁漱溟的问题，确切地说来自于他的父亲。在1918年的时候，梁家为了给他父亲庆祝60大寿，需要把他们的房子重新装修一下，所以他们的人要分散居住到他们的亲戚朋友家里面去。就在生日离开家前三天，梁漱溟的父亲问了梁漱溟这样一个问题：“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其实是没有思想准备的，他只是一个很敷衍式的回答说，这个世界总是一天比一天好的，这个世界可能会好的。过了两三天以后，他父亲投积水潭死了。引发了全社会的关注，当然也让梁漱溟先生特别难过。他在反思的时候就想，如果我给我父亲一个特别确实的回答，他可能不会走向积水潭。

梁漱溟的父亲梁济

在遗书里面我们可以找到梁漱溟先生的父亲问出这样的问题背后的蛛丝马迹。这个问题是什么？这个问题就在于说，对于新成立的中华民国，他觉得不符合他对中国未来的期待。要知道梁漱溟先生的父亲，因为他比较开放，像追求共和，建立一个新的民国，他是充满了期待的。但是等到民国1911年成立，到1918年的时候，他发现这七八年的社会发展——我们都知道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包括袁世凯的复辟、张勋的复辟，还有新文化运动这样的一些事情——每一件事情都刺激了他的精神。所以他认为这个世界不是他所期待的世界，未来这个国家它又不是一个好的秩序，又把我们过去几千年来的所持有的能体现国家的国性的那些纲常、伦理、道德精华都毁弃掉了。所以他说这个世界他就没有留恋的了。

梁漱溟先生他的所谓的问题中人的“问题”是沿着他父亲的思考，就是这个世界会好吗。在他父亲自杀之前，梁漱溟自己对于生命——我们都知道他早年是学佛的——他看得很空。但是为什么等到他父亲选择了自杀这条路以后，他反而变了，他认为他要担负起寻找解决中国问题的这一条路，所以他说，我今后的学术道路，我就是一个问题中人，不是一个书斋里的学问的这样的一个人。

3. 从佛到儒：个人生活与家国天下

1917年前后，蔡元培先生去找梁漱溟先生，一开始是邀请梁漱溟先生去讲印度哲学。但是梁漱溟先生跟蔡元培先生说，印度哲学我不会。但是蔡元培先生招募老师有很高的技巧，他说不会不要紧，你看看北大我已经招募了那么多重要的学者，你可以在那里面跟他们互相地交流，交流学问、交流思想。梁漱溟先生当然觉得很好。

我们都知道《新青年》是1915年前后创办的，1917年他们从上海搬到北京来。1915年前后其实都是袁世凯准备复辟帝制的那个时期，所以《新青年》杂志一开始的主要的目标就是反孔、批评康有为。因为那些人都认为儒家的纲常或者君臣关系依然让人追慕，有了这样的一个君主存在的话，社会的运营就会好。陈独秀、李大钊和胡适就是彻底否定传统文化的这样的一个倾向。

梁漱溟先生的父亲梁济先生就认为这个国家的国性的丢失，就是完全否定了诗礼纲常。梁漱溟先生也认为，这些人彻底否定传统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其实是不对的。他在自述里面讲过一个特别有名的故事，当时北大要派一个代表团去欧洲讲中国文化的意义。好像在吃饭的时候，梁漱溟先生就问说，你们到欧洲准备讲什么，发现他们都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所以梁漱溟先生就说，那些其实对中国文化可能都不甚了了的这么一些人，去国外讲中国文化的意义、中国文化的价值是什么。这是一个特别奇怪的事情。他说如果我们要学习西方，我们得了解西方是什么样。西方的文化虽然在现在是一个占主导地位的这样的文明的形态，但是未来可未必，未来可能是儒家思想可能会发挥更大的作用的一个时代。所以他就开始去思考儒家文化的意义在哪里。他不是完全放弃了佛教的信仰，但是梁漱溟说个人的生活状态，比不上他为解决中国问题的重要性来得迫切。促使他从1924年离开北大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认为通过六七年的思考，他找到了一条去改变中国未来发展道路的这样的一个方向，所以他就一定要去找那些问题。

4. 文化的东方与西方：生活样态而非寻章摘句

所谓的新文化运动就是在讲文化的问题，但是谁都给不出一个对文化的比较贴切的定义。当然这在学术界也是一个特别困难的问题。有一些学者梳理过，大概有一百五六十种文化的定义。梁漱溟先生对文化其实也有他一个比较明确的说法。他说，文化就是一个人生活的样态。如果讲中国文化，它就是中国人生活的样态。这个词好像听上去依然有点抽象，是什么生活的样态？就是他生活的目标是什么，支撑他生活的动力是什么，也是这个定义决定了梁漱溟先生在后期的文化观里面所强调的伦理本位、职业分途，都是从这个文化的定义里面出来的。要了解或者要熟悉他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或者后面的《乡村建设理论》和《中国文化要义》，都必须先了解梁漱溟先生的文化定义。

文化是一个人的生活的样态，这个样态就是生活方式、生活的目标、生活的动力。他认为这个，其实就意味着文化不是我们寻章摘句，就是孔子说了什么，老子说了什么，或者庄子说了什么，而是说这样的一些经典的观念或者人的价值观，体现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它会体现出什么？我们为什么会追求这样的一个人生目标，我们的生活方式为什么会是这样，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什么会这样。这个其实是一个活态的文化，那些经典里面的语句都是跟这些活态的文化是有关系的，但梁漱溟先生更为关注的是，我们在讲的这些文化到底是不是跟我们现在的生活跟我们现在的行为关系特别密切的，这个我觉得是特别重要的。

我们在考虑全球文明的时候，经常只是局限于中西文化，好像是这个世界上只有中国和西方。但是那个时代，就是梁漱溟那个时期，我觉得他有一个特别突出的点，就是样本会很多。它对于文化的比较的准确性和它的宏观的维度会拉得更开。

既然文化是生活的样态，所以梁漱溟讲西方文化的时候，他就说西方文化是意欲向前的，就是不断地在追寻，不断是在征服，不断是在探索，这样的一种生活的样态。这个看上去好像不是一个特别像定义的这样的一种说法，但是特别生动的，就是西方文化是意欲向前的。而中国文化是持中的，它讲的是中庸之道，也不是那么有开拓或者是有探索的精神，但是也不是像印度文化意欲向后的，就是什么事情都看得开，什么事情都可以舍弃。所以他在讲中西印的时候他用了一个意欲向前，意欲持中，和意欲向后的这样的一种文明形态的划分，它是不同类型的文化。所以梁漱溟说，如果要求像西方文化那样的一个状态来要求中国人，不但是做不到，而且也是没必要。

所以他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里面，他提出了一个特别大胆的想法，他认为文化发展是有不同的路向，跟大路朝天各走一方似的，他说西方人在意欲向前，他就不断地去开拓殖民地，或者去不断地寻求生产的发展。中国的路向就是持中。我们之间文化和不同的生活样态，本来不会重叠的。但是他说现在的情况不一样，西方文明因为它的扩张性，它不是已经让中国人和西方人和印度人之间有了相遇，那么相遇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就会出现一个所谓的中西印文明的所谓的交流和冲突。

这个冲突梁漱溟有一个解决问题的思路，他说意欲向前的这样的一种文明的样态或者生活的样态，它是有一个极点的。这种人的生活方式，他到了一定的时期，以后他就走不动了。这个在今天我们看来是比较清楚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好像说文明的发展增长有极限，现在很多经济学家都讨论这个问题，地球有容量。但是在新文化运动这样的一个氛围下，西方文明正在蓬勃向前发展的时候，有人告诉他们说这个东西是有极点，这个肯定是大家会认为这是梁漱溟先生臆想出来的。西方文化到了一定的阶段，它有它的极点，到了极点以后，人类就会引入新的一种生活的样态。这种生活样态可能就是中国式的生活样态。但是中国的路向它也会走到极点，走到一个极点以后，他说人类等到物质的发展和精神的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的时候，那人可能会舍弃这样的一些东西，最后会去寻求内心的平衡。这个内心的平衡，印度文明可能是一个代表。所以他说人类文明发展有三个路向，但是这三个路向不是同时走往三个方向，而是说它可能会是人类文明不同发展阶段所要依靠的这样的一种精神的特质。这样的一套思想，后来其实他在《人心与人生》里面有了更为清晰的一个表达，这个表达就变成一个身心的关系，就是身体和我们内心的关系。他说西方文明是一个身体的欲望战胜自己的内心这样的一种文明，我们现在也越来越能看到它会尊重人的自然欲望这样的一种合理的表达，但是这个正是因为我们自然的欲望其实是无限的，我们想要对宇宙索取是无限的，所以梁漱溟先生他说这是身体压倒心的这样的一种文明。中国文明是持中的，持中的就是身体和心是一个比较平衡的这种状态，所以必然会有身体对于心的压制，转向身心平衡的文明。但他说最终人类会走向一个新的文明，就是内心的丰富可能是更为追求的。

5. 农村与传统：现代中国道路向何处去？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这本书都是一系列演讲的结集，核心就是说，为什么民国成立从1911年到1920年代是一个失败的国家。他说，这是因为这不是中国老百姓内在的需要，它是一群知识分子看到这样的一些发展水平很高的国家背后有这么一套制度，比方说选举制度、议会的制度，他认为这些东西很好，拿西方的经验来直接在中国这样一片土地上做的一个实验。民国十年的经验已经告诉，我们这个实验是不成功的，因为这个国家建立不起来。张勋复辟结束以后，我们都知道中国就进入了一个军阀混战的时代，本来大家都会认为建立一个新的中华民国以后，清代所面临的这些政府无力、腐败、道德低下、国民生活低下这些问题不是都能解决吗？梁漱溟说，这些问题到了民国以后，不但没有解决，反而问题更严重了。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核心是要说，这套移植过来的这套国家的形态、这套政治的制度，它失灵了。因为这套东西不符合中国人生活的样态，所以它必然会失灵。梁漱溟先生写《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以后进一步明确地说，中国要走自己的发展的路，这其实就是他要到乡村去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为什么要到乡村去呢?说城市已经不行了，城市要么被帝国主义租界这些占领了，要么被那些买办资本家，要么被那些民族资本家（控制了），已经不再是典型的中国人的生活样态了。那我们就要看看哪些地方还保留着中国人的价值观。所以他就是要往农村去寻求中国发展的道路。我们都知道毛泽东在湖南养病期间写了两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确立了从农村去寻找中国发展或者中国革命的道路的这样一条线路。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其实大家眼光望农村几乎是一个很多人共同的视野。但是梁漱溟先生有他自己的一套说法或者说他有他充分的文化观作为他的基础。

梁漱溟先生写完《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这个著作以后，他就开始着手去做村治，就是乡村建设这样的一条路。我刚才讲这条路的背后其实是对于东西文化的一个充分的考虑，那么在这里面梁漱溟先生有很多思考都在这个时期进行了进一步的完善，最重要的一本书其实就是《乡村建设理论》。梁漱溟开始提出一些很基本的问题，比方说西方人过的是团体的生活，中国人过的是家族的生活，很多人会说差别在哪里？因为我们都知道宗教的团契是每个个体都以个体的形态去针对上帝，任何的一个宗教组织它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有一个彼岸的对象的这样的一个结构，所以梁漱溟先生说西方人为什么从宗教的生活发展到现代的生活，之间有文化的依据。但他说中国人不是，中国人是一种血缘的文化，就是这种家族文化背后是一个血缘的文化。血缘的文化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都是有一种伦理的关系，就是费孝通先生讲的那个差序格局所建构起来的这样的一套社会的秩序。这套社会秩序跟西方人的生活样态很不一样。

他要写乡村建设的理论或者要写后面到四九年前后要写《中国文化要义》这些著作的要点，其实就是在说我们的生活样态是什么样的，决定了我们应该建立一套什么样的制度，在这样的一个制度上建立起来的国家才是有效的国家，才能真正的改变中国在这个世界中的落后的局面。这个认识是他做这么多理论思考的关键点。

所以如果反复读梁漱溟先生的书，我们是特别能够体会到他是一个问题中人，不是一个学术中人。因为他每一个思考都跟后面的可能有的制度设计有密切的关系，他不是一个说今天我们就来比较一下中国和西方是一个什么样的差别，而是说他任何一个比较他都跟着一个问题。这个问题都跟着一个中国现实中正在发生的问题他试图解释这些问题。

6. 真诚与不朽：现代社会里最后的儒家

我们今天再看梁漱溟先生问题中人的这样的一个自我定位里面，关键的还有一点，就是作为一个人——这个要求不仅仅是对一个大儒的要求，大儒的要求当然得“修辞立其诚”，你不能说一个不“修辞立其诚”的人我们称他为大儒——但是对任何一个知识分子来讲，我们如何在复杂的社会背景下，我们保持自己的对于学术的热情，这个学术的热情里面最基本的一条就是不要说违心的话。现在不是有一句话，我没有说真话的条件下，我起码还可以沉默。但是如果像梁漱溟先生那样，勇于牺牲自己的地位和好的环境，还一定要把自己的真话说出来，我觉得这是一个更为高的要求。但是无论如何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榜样，给任何的知识分子和学者有一个榜样，因为历史还是会给你一个说真话的人一个公平的评价，任何胡说八道在历史 、在时间前面都会现形的。所以中国的儒家强调“立功、立德、立言”，我们说立言是知识分子很重要的一点，你自己要反思一下你的著作，你写下的文字是速朽，还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所以我觉得这是梁漱溟先生的著作和他的一生，给我们，就是任何一些对梁漱溟先生怀有敬意或者阅读他的著作的人，很大的启示，也是给我很多的震动，我一定要写这样一本书来表达对他的敬意。